中国古代的典籍文化遗产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古籍善本珍品。其中，宋刻本可谓存世古籍珍品中的极品，明代学者高濂曾盛赞“开卷一种书香”，说的就是宋刻本。它不仅有着独特的文物价值，其文献价值在古籍中也堪比无法逾越的高峰。然而，长期以来要弄清楚宋刻本存世现状，以及历经千年的传承源流，却被学界视为“不可能完成”又亟待完成的任务。直到202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立项名单，“存世宋刻本叙录”赫然在列。这个消息很快在学界引发关注，当已近七旬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星听说，终于有人敢“接”这个活，也是惊喜不已，同时不免为课题团队捏一把汗，但凡业内同行都知道这项研究将面临的艰辛。

7月30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存世宋刻本叙录”开题论证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曲阜举行。张国星、杜泽逊等与会评审专家期待看到，课题组为这项有着“为往圣继绝学”意义的研究准备了怎样的实施方案，未来实现的可行性如何，这些问题都要在一开始摆到台面上；对于以古典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丁延峰教授领衔的课题组成员而言，亟需业内行家为课题研究的开展“把脉会诊”。

“十几年前，就听丁教授谈过他对整理存世宋刻本的宏伟设想。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这个领域耕耘。”正像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姚伯岳所了解，事实上，丁延锋从2005年开始关注宋刻本，编纂《存世宋刻本简目》，到2009年到国家图书馆做博士后，丰富简目，形成题为《存世宋刻本书录》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此后又多次出国搜集资料，为了准备啃下这块最难啃的骨头，他已经下了十多年的功夫，谈起存世宋刻本的前世今生，如数家珍。

多渠道普查存世总目

此次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宋刻本存藏现状调查，概述海内外宋刻本存藏状况及历史渊源，从总体上掌握其存世总量、种类分布、各藏所特点及递藏源流。根据团队前期的调查，现今存世的宋刻本尚有3500余部，中国大陆藏1800余部，海外1700余部，分藏于海内外150余家，包括宋修本、宋元递修本、宋元明递修本或元修本、元明递修本等。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善本书目，其中著录全国各馆收藏的宋刻本1208部，包括经部157部，史部438部，子部369部，集部244部，是目前著录中国大陆宋刻本数量最多的书目。据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介绍，近年来随着古籍普查的深入，又增加了不少，而除了公藏、私藏，考古发现公布的新资料中也含有一些宋刻本，以及海外不断披露的新资料，给研究增加了难度。

丁延峰给研究定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存世刻本。近年来，他不仅跑遍可能藏有宋刻本的国内外图书馆，而且关注着宋刻本考古资料的公布，不放过存世宋刻本的一丝信息。比如对西夏黑水城文献中宋刻本资料，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中宋椠残叶的追踪，“这些出土宋刻本大约有150余种，多为孤本。”此外，丁延峰发现，一些佚失已久，不为人知的宋刻本亦偶然出现在拍卖会上，这条途径也受到课题组的重视。

在课题现实推进过程中，即便付出百分之一百的努力，仍可能遭遇难以克服的问题。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培源即谈到，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他所在的汉籍合璧工程研究团队收集海外汉籍所面临的巨大阻力。“有时候受客观条件限制，需要考虑合理安排项目进程。”

统一叙录体例

“对宋刻本的著录可以有多种方式，如简目、书录或书志、个案研究等，叙录一体则是一种集客观著录与主观考释于一体的著录方式，更适合规模性展示每种版本全貌，更能够充分揭示宋刻本这种特种文献的版本状况与学术价值。”丁延峰介绍说，而以往对宋刻本书目著录不足2000部，与调查所得尚有很大差距；做过叙录的仅有800余部，不足四分之一。

宋刻本已有千年历史，能够流传至今实属不易，而附丽于原书上的诸多题跋、题诗、题款、印章以及大量的名家校勘记、批注等，构成了一部部曲折复杂的“活”的流传史。而叙录体则可以更好的呈现古籍的流传史。以叙录体著录版本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渊源流长，而存世善本叙录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较之一般简目，叙录更详细，内容较丰富，著录项较多，一般包括版本、版框尺寸、行款、书口、牌记、刻工、避讳、藏书印、补版、序跋、题跋等；有的还深入考证，包括编撰原委、刊梓时间地点及过程、价值等。

历史上，叙录并无统一体例。一方面，这为当代学者做存世宋刻本叙录提供了开放的空间，而另一方面，选择采用何种体例更为科学合理，却需要更多的探索。评审专家们认为，叙录以经、史、子、集作为框架安排，比较合理。可以参考《四库全书提要》的体例格式，详略得当，将新的研究与原书序、跋、引言做合理安排，避免繁琐芜杂。叙录与图录也可以考虑文图结合的方式。杜泽逊建议，历史上记录的宋版书信息同样非常重要，需要将这些积累的材料作为参考，适当予以引用。

丁延峰表示，鉴于以为客观著录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体例不一、著录项缺失、著录内容错误与笼统等。课题组将遵循统一性、完整性、准确性、精细化的原则予以著录。

考辨源流 校勘文字

版本鉴定、版本源流、版本校勘一般被视为版本学三大重点任务。版本的鉴定，也是存世宋刻本叙录对专业性要求极高的难点之一。丁延峰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有的版本关于版刻的时间、地点、刊梓原委等做了较清晰的交代，但绝大部分没有直接信息可参；有些后出的覆刻本摹写酷肖，难以分辨原刻覆刻；还有些书贾作伪，造成有的版本不是宋椠，却蒙骗世人数百年，也有原为宋椠，却埋没不识；此外，修版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难题，等等。不过，课题组在前人研究经验基础上，也在尝试探索新的方法，比如提出从避讳这一视角解决问题的思路。熟悉版本学的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提出，宋刻本的鉴定大约80%几乎没有悬念，还有大约20%需要多下功夫，一定要把鉴定的依据写明白，或能开拓研究的创新之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馆员汪桂海建议，为了更准确判断版本信息，如有可能，还应利用见到实物的机会，只靠影印和图录有时是不够的。

在叙录中，版本源流的考释是不能越过的难题，对于宋刻本而言，更是如此。据姚伯岳介绍，宋刻本的递藏源流更为复杂，其源流、书品、装帧甚至材料，各方面在流传过程中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存世的宋版书很多都不是原装，而是后来改装，兼有残缺的问题。

校勘是凸显这项研究学术价值的关键，也是最为艰深繁重的任务。丁延峰表示，一方面要研究一种版本文字本身，另一方面亦需要对勘他本，在比较中见出高下。宋刻本在现存诸种刻本中是最早刻本，很多传刻本据此而出。由于一再传刻，舛误难免，与宋刻本相差越来越远，甚至失去了原本的本来面目。唯有进行细致的对勘，才能还原底本真实的学术价值。尽管这项工作将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但别无捷径可走。

而版本校勘及利用无疑也是学术创新或推进的重要动因。有学者提出，以往的版本学更注重皮相研究，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主流观点。但其实欲将版本学研究引向深入，必须借助校勘，只有通过校勘异同，深入到文本内部的文字中去，才能判断出诸本学术价值的高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