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了解学术前沿动态，提升学术素养，增强科研能力，2024年6月2日上午，我院邀请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原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黄乔生研究员，齐鲁文化名家、山东社会科学院曹振华研究员于中文楼509学术报告厅为广大师生作题为《鲁迅研究的前沿问题》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文学院副院长李杰俊主持，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朱献贞教授、文学院副院长杨新刚教授、文学院张瑞英教授、张梅教授和李玉辉博士，以及百余名本硕学生参加。

报告中，黄乔生研究员结合自己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从近年来从事鲁迅经典小说的笺注以推动鲁迅作品的经典化谈起，他指出：鲁迅研究历经百年，可谓中国现代学术研究领域的显学，论著层次不穷，汗牛充栋，但还有待于更加细致地爬梳、整理和审视。比如关于鲁迅的生平史料，就亟待将其系统化和清晰化。当下鲁迅研究的前沿问题，诸如革命鲁迅、中期鲁迅在学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争论，这都与鲁迅生平史料和线索不够清晰有关。他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城乡文学的早期尝试者。从文化地理上看，从暂住绍兴会馆到入住八道湾，鲁迅的创作进入到一个宽敞明亮的时代。鲁迅搬离八道湾，“坠入”彷徨时代，又重新回到了他创作的原点，写出了《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这几部作品可谓鲁迅成为真正艺术家的标志，因为它们融入了鲁迅的深刻的体验和真实情感。在编撰《鲁迅年谱》之时，他发现：《朝花夕拾》是鲁迅有计划、成系列的自叙传文章，经历了从北京到厦门写作地点的转换，鲁迅在第十篇《范爱农》写成后仓促收尾，结集出版。从鲁迅创作过程的篇目计划、《朝花夕拾》的题材选择、拟书写的对象人物的思想性格差异以及对《朝花夕拾》封面设计的一些尝试等方面综合考察，可以认为《朝花夕拾》未能写出的第十一篇题材应为回忆南京和日本时期的同学、教育部同事陈师曾。在梳理鲁迅的生平经历中，他强调，鲁迅是不是革命者，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建立在鲁迅的思想和行动的事实依据上。他认为，我们要从扎实的鲁迅生平史料和思想行动实际出发，构建鲁迅的各种形象，这些鲁迅形象不一定要建构得多么美好。

曹振华研究员回忆了她大学时代在曲园读书的美好时光，分享了她如何拆掉了与鲁迅之间的那一堵墙，走进鲁迅研究的历程。她集中就《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发生的原因、经过，特别是在此事件过程中鲁迅的态度与做法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她认为，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辞，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最后，同学们就杂文与散文的关系、《呐喊》与《彷徨》的关系、《鲁迅像传》的特点等提出问题，两位学者耐心而细致地作了解答。之后，李杰俊副院长作了总结，谈了三点感受。一是，孔子是古代的圣人，鲁迅是现代的圣人，我们不仅要读古代圣人的经典，也要读现代圣人的经典。曲园学子应该系统地、深入地阅读鲁迅的经典作品，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二十世纪的文学和思想。二是，两位学者在讲述鲁迅研究的前沿问题之时，又涉及了不少前沿问题，比如进行鲁迅杂文的笺注。鲁迅研究的问题意识，是建立在扎实的鲁迅生平史料和精深的文本分析之上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辨识出真正的和虚假的鲁迅研究的前沿问题，从而在洞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之成为鲁迅研究的前沿问题。三是，鲁迅与顾颉刚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论争，“没有私怨，只有公仇”，我们应该具有历史了解之同情。从鲁迅的“立人”思想出发，我们要做好个人的事，为个人的幸福，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本次报告内容非常丰富，气氛异常活跃，言犹未尽，给人以多面向的启发，令人兴致勃勃，我院师生收获满满。最后，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地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