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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 八十年代的凯歌

信息来源: 本站原创 发布日期: 2014-10-18浏览次数:

◇ 石文学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中文系出身的人有个坏习惯——说话比较多,原因可追溯到孟子。他老人家留给后人“知人论世”的主张,成为了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后来人们知道,要把一件事情里里外外说个明白,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同样的,要把看过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仔仔细细讲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中,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叙事学、现象学、阐释学等渗入电影批评领域,造就电影批评跨学科的新形态。如果借鉴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那么电影批评与文艺批评在很多层面可以等量齐观。

 

  “知人论世”,恰值陈凯歌导演新作《搜索》热映,就让我们一起搜索八十年代的陈凯歌。一起认识陈凯歌这个人,和造就了陈凯歌的时代。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一方面因为受到张立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的蛊惑,听说张立宪主演了高书群的新片《神探亨特张》;另一方面也着实因为八十年代是陈凯歌成名、成熟的时期,那个年代他有了自己的风格也创造了电影的辉煌。

 

  事情应该从“白洋淀诗群”说起。

 

  “文革”期间,特别是后期,秘密、半秘密的青年诗歌写作已经出现。这成为和“公开诗界”无关,且潜在地构成对立关系的诗歌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当时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他们当年的作品,大都是“文革”后才逐渐搜集和披露的。由于白洋淀距北京不足二百里,各种新思潮便很快波及这里,70年代初北京青年“地下阅读”的《麦

 

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等,也很快在白洋淀传阅,从而形成了适宜于“地下诗歌”

 

生长的独特人文环境。在70年代的“地下”诗歌活动中,最负盛名的是“白洋淀诗群”。一些到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北京中学生,在那里写诗、读书、讨论诗歌等问题,并相互交换所写的作品。

 

  严格意义上讲,“白洋淀诗群”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仅仅包括在白洋淀插队落户的知青诗人;广义的“白洋淀诗群”还包括白洋淀的外围成员,他们是“准白洋淀成员”,包括同时期在其它地区(如山西的食指、黑龙江的马佳等)插队的北京青年,留在城里的北京青年,后来聚集在民刊《今天》周围的成员,如北岛、江河、杨炼、顾城、严力、田晓青、阿城、齐简(史宝嘉)等。另外,新时期后的一部分诗人、作家、画家、电影导演等艺术工作者在文革时期都曾与“白洋淀诗群” 有着或深或浅的交流,如画家彭刚、书法家卢中南、作家史铁生、马佳、甘铁生、郑义,电影导演陈凯歌、田壮壮等。许多人虽然不写诗,但通过其他形式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探索不同程度地参与、启迪了“白洋淀诗群”。可以这样说,在一个艺术贫乏的年代,白洋淀养育了一代“离家出走”的艺术浪子。

 

  这群“艺术浪子”中,芒克、黄锐和多多都是北京三中的毕业生,陈凯歌和北岛曾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北京四中,可能是中国最著名的中学了,这所始于1907年的中学,出过冯至、李敖、王蒙、从维熙等大家,也出过谢飞、于丹、高晓松等明星人物,当然还有诸如俞正声、薄熙来等政界要人。依据他们毕业的时间推算,没准,“文革”期间,陈凯歌、北岛还有薄熙来曾经一起批斗过他们的女校长。

 

  当然,据说,陈凯歌与北岛相识于北影的池家沙龙里。这个位于太平胡同11号的沙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文化青年主要聚会场所之一。沙龙主人是池小宁,他的父亲池宁曾是北影厂总美术师,《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影片的美术指导,家中藏书颇丰。

 

  “白洋淀诗群”于1976年因芒克最后一个离开白洋淀而告终结。

 

  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时期的诗歌界,影响当代诗歌走向的最重要事件,是一批青年诗人的“崛起”和“朦胧诗”运动的发生。由于“朦胧诗”的主要诗人,如舒婷、顾城、北岛、芒克、严力、江河等的写作都开始于“文革”期间,有的人还与“白洋淀诗群”有或紧或松的关联,因此,人们会自然地认为“朦胧诗” 不是突然发生的现象,是原来处于“地下”状态的诗歌活动的公开,并吸收了更多青年诗歌爱好者的加入。

 

  1978年7月20日,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了两年的陈凯歌参加高考,同年9月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据说,朗诵考试时陈凯歌选择了食指(郭路生)的《有这样的婚礼》(《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

 

  1978年12月23日,由北岛、芒克等主办的第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胡同的一家四合院里诞生了。印刷完成后,他们拼着二锅头大声呼喊:告诉这个世界吧,我们不相信!

 

  在北岛执笔的《致读者》中,如是写道:“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将重新确立中国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这让笔者想起陈凯歌拍摄完《黄土地》时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对于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感情是深挚而复杂的,难以用语言一丝一缕地表达清楚。它是一种思前想后而产生的又悲又喜的情绪,是一种纵横古今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念。”

 

  诗人继而宣告他们意识到的历史责任:“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再招致雷霆的惩罚”,“反映时代精神的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其中的读者,就有陈凯歌。当然,陈凯歌的肩上也有同样的任务。

 

  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标志着朦胧诗由地下正式走上诗坛,从而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冲击波。

 

  1979 年4月8日,《今天》杂志社在玉潭渊公园的八一湖畔举办了首次诗歌朗诵会。芒克当时是主持人,而陈凯歌是朗诵者中的一员。据芒克回忆,当时陈凯歌朗诵的诗歌是食指(郭路生)的代表作《相信未来》,而且他的声音极好,朗诵得也好。陈凯歌一直是郭路生诗歌的热爱者,也很喜欢北岛的诗歌。当时,在警察严密的监视下,近千名观众兴致盈然地欣赏着那些费解的诗作。

 

  这也像极了当下,我们兴致勃勃地赏析着或许看不懂的文化电影。

 

  集会结束的时候,北岛和芒克随着人群离开八一湖。他们故意绕道而行,在穿过了几条胡同后,跑到位于昌平的北影学生宿舍,在陈凯歌的房间睡了一晚。那天诗会上,陈凯歌还朗诵了北岛的一首诗。

 

  后来这群年轻人还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万之在回忆文章中说:

 

  “我记得我们当时算上的正式会员有三十多人,基本上是以在《今天》发表过作品为入会条件,除了那些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的诗人,除了徐晓、史铁生、刘自力、甘铁生和我这些经常在《今天》上发表小说的人,除了黄锐、马德升和阿城等又能画又能写的人,还有些成员是目前所见的回忆文章作者从未提到,大概也不知道的,比如后来成了著名导演的陈凯歌其实也是我们的会员,也就是‘内部交流资料’上发表的小说《假面舞会》的作者夏歌。”

 

  其中有三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史铁生,一个是阿城,还有一个黄锐。陈凯歌在八十年代的作品《边走边唱》改编自史铁生的《命若琴弦》,而《孩子王》由阿城改编成电影剧本。

 

  至于黄锐,当时是《今天》的美编。也是星星美展的策展人之一和后来798艺术区的最重要创办者。

 

  诗会后,黄锐说,看着当时诗人在诗会上大放光彩,觉得挺失落的,于是就产生也创办画展的想法。他和艺术家马德升从1978年底开始筹划“星星美展”,此后加入了钟阿城、李永存(薄云)、曲磊磊、王克平等成员。

 

  诗人严力当时的女朋友是画家李爽,他回忆,黄锐到他家邀请李爽参加画展,看到满墙挂着的都是严力自己习作的画,于是就把两人都邀请过来了。“当时挑选没有标准,谁想上谁上。”黄锐回忆,这基本成了“星星画会”的策展理念:没见过的就是好的。

 

  于是,在1979年9月27日,中国美术馆出现了奇怪一幕。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却起起伏伏地挂满了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这些怪东西吸引了不少路过或打算进馆看展览的观众。这就是星星美展的第一次展览。

 

  让看惯了“文革”绘画的观众大吃一惊。“那些作品的表现手段是自由的,是我们从未看到过的”。展览像原子弹炸到中国艺术界一样。

 

  展览一共有两次,都是《今天》杂志社协办的。

 

  1980年5月7日,谢冕撰文《在新的崛起面前》,谢冕对新诗的探索和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他指出,在新的挑战面前,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写出了一些看似古怪实则新异的诗篇,这情景实在让人兴奋!

 

  而此后不久,1980年9月,《今天》被要求停刊。而上面提及的“今天文学研究会”即是在《今天》停刊之后才成立的,不过也很快被停止活动。

 

  1981年5月,《上海文学》刊登了北岛的访谈《百家诗会——北岛》,文中,北岛说:“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

 

  电影同样如此,第四代的纪实美学已经无法满足朦胧诗人气息浓厚的陈凯歌。于是,有了第五代的影象美学。

 

  1982年4月,北京电影学院78级毕业生工作分配开始。陈凯歌被分到刚成立不久的儿童电影制片厂,他的同学田壮壮去了北影,而张艺谋、何群、张军钊、肖风被分配到了刚成立的广西电影制片厂。

 

  正当朋友北岛、芒克处在中国文化浪潮的风口浪尖时,陈凯歌刚刚站在电影大潮的源头处,满带着信心,俨然一副弄潮儿的模样。

 

  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第1期,发表了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该文对朦胧诗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诗人的诗学态度,文本实验及风格特征等,作了既系统又具体的阐释,犹如一篇中国现代主义的宣言书,在文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从而把朦胧诗的论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总是惊奇地让人不能不信,就在朦胧诗的发展到巅峰的时候,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开篇之作正在酝酿,蓄势待发。

 

  1983年5月,广西厂成立了以四个电影学院毕业生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摄制组平均年龄27岁,一成立就马上投入紧张的拍摄工作,1983年 11月,《一个和八个》完成双片,12月送中国文化部审查。当时文化部正在召开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不幸的是,《一个和八个》被当成精神污染的影片重点批判。

 

  后来经何群极力推荐,陈凯歌带着剧本来到了广西厂。而他的本因“太过沉重,不宜投产”被拒绝了,这就是后来的《孩子王》。而陈凯歌接到的任务是拍摄由文学部推荐的《深谷回声》改编的《黄土地》。接到任务后,剧组一行人到黄土高原体验生活,走过沟沟壑壑,看遍浪浪滔滔,后来电影就多了两个角色:黄河水和黄土地。

 

  1984 年7月下旬,《黄土地》完成双片送文化部审查,却遭到当时电影局领导无端批评指责,原广西厂厂长韦必达不服,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他和陈振华副厂长同领导争吵,不欢而散。对《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是肯定还是否定,电影界一直争议了约一年,直到1985年底1986年初,两部影片才得到充分肯定。《黄土地》让陈凯歌一鸣惊人,但是韦必达却因为这两部影片,1984年底就被调离了一线岗位。

 

  1985 年,以陈东东、王寅、欧阳江河等人的先锋诗歌群体为代表的诗歌实验新潮兴起,朦胧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这一新潮不过是“八五新潮”的一部分,还有文学界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小说,音乐界有瞿小松、陈其刚、谭盾等人的先锋音乐,电影界则有陈凯歌、滕文骥、何平等人的探索电影。 

 

  1986年,梁小斌写了《诗人的崩溃》一文,宣告了朦胧诗的最终解体。而1986年之后,第五代电影导演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陈凯歌,以诗人的姿态,在电影中继续着朦胧诗时代的梦想。

 

  北岛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陈凯歌也是。只不过一个用诗歌,一个用电影。朦胧诗的现代主义性质明显,由写实转向写意,由具体转向抽象,由物象转向意象,由明晰转向模糊,打破了之前诗歌线性因果或单向直抒的传统方式,以主体情感或情绪流动的内在曲线来结构作品,主题具有多义性。

 

  而这些特点像极了第五代导演的风格,《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对他们有这样的评价:

 

  青年导演们在开拓和探索视听语言的表现潜力上,也是十分突出的:看他们的影片,不管你是否同意他们的艺术处理,但总会使你感到惊奇、新颖,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在这些影片中,镜头的处理、场景的选择、画面的构图、色彩、光影、运动,以及音乐音响的运用都是经过反复琢磨、精心构思的。给予观众的视听冲击力和感染力都是十分强烈的。对于这一代年轻的电影工作者,电影艺术再不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具体故事的工具,而希望透过电影造型,声画结合,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思考与意念,电影不仅是写实的工具,而且要达到写意的目的。为此,电影的一切手段都进入结构,都是影片情绪的延伸和体现。

 

  陈凯歌八十年代的影片艺术上标新立异,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还有明晰的现代意识和冷峻的眼光。有趣的是,这些可以照搬到北岛那儿去概括其诗歌的特点。诗人们的诗歌里总喜欢用一些固定的意象,而陈凯歌的电影中也有一以贯之的人物形象:《边走边唱》中的石头,《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风月》中的忠良,《荆轲刺秦王》里的荆轲,《和你在一起》中的小春,《无极》里的昆仑奴,《梅兰芳》中的梅兰芳,《赵氏孤儿》里的程婴,还有《搜索》中的杨守诚。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八十年代的文人墨客导演们习惯用隐喻、象征、抽象、写意,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藏”。而能藏得住的人一定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否则他就藏不住。

 

  “我也一直在想,这种网络暴力是不是跟‘文革’一脉相承。它们惟一的不同就是,‘文革’时谁斗你你知道,现在谁斗你,你不知道。”

 

——陈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