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首页 —— 教学资源

以学术为志业——同大学生谈学术之道

信息来源: 本站原创 发布日期: 2014-10-21浏览次数:

(本文只是教学参考,不是正规论文,所以有大量同一出处的引文。如果是写学术论文,这样大篇幅引用同一文献,显然是不恰当的。另外,文中的举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并不是特意批评某篇文章或某个人,特此说明)

 

“以学术为志业”,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两篇演讲题目之一(另一篇题目是《以政治为志业》),这里借用过来,作为对大学生谈谈什么是学术的切入点。作为大学生,在校耳闻目睹,总要同学术接触;通过相关课程,也会接受到初步的学术训练;毕业后有的会继续深造,在学术道路上跋涉;有的虽不从事学术,但工作中或多或少要同学术打交道;还有的尽管在职业上与学术无缘,却会从心理上靠近学术。这些,都会涉及到“以学术为志业”这一命题。因此,弄清什么是学术,从事学术工作都有什么要求,进行学术活动的方法和技能,还是十分必要的。

 

一、什么是学术

“学术”这个词,在当今已经被用得过于泛滥了。许多人把写几篇文章,编几本教材,发表一些讲演,都看成学术活动,这是需要商榷的。固然,文章、书籍、言论等等,都是学术的载体,但是,这些载体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学术。不但一般的文章不属于学术,而且一些很有名甚至能流传千古的文章,如《长恨歌》、《赤壁赋》等等,同样不属于学术。这样说,并不会贬低非学术作品的地位,而只是界定了学术与非学术的边界。在一定意义上,有许多非学术作品的社会影响和作用远远大于学术作品,但它们在学术的领域之外。

那么,什么是学术?这个问题有许多专家做过解答和说明。我认为,学术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学术需要特定的专业表述。以文史为例,学术是运用专业语言和专门技能,对相关文本进行的解读。这种解读的语言是专业化的,但又是公共化的,它可以使读者从中得到仅仅靠自己的感知得不到的东西。这种专业术语必须得到学界的公认,也就是符合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由于学术具有专业性,所以有些人对学术有误解,好像只有故弄玄虚的东西才是学术,你写的东西越让人看不懂就越有学术水平,导致有些人不在学术思想上下功夫,而是在随心所欲地创造新词、不着边际地提出新概念上做文章。这样做的本质,是把学术巫术化。只有巫术,才着力于以神秘化的方式增强人们的敬畏,而学术恰恰相反,它是以“祛魅”的方式把那些人们不理解的东西解读出来告诉读者。所以,学术必须要让人明白,而不是让人糊涂。假如你看了一篇论孔子的文章,使你对增加了对孔子的认识和了解,明白了以前不清楚的一些道理,这就是学术;如果只是增加了你对孔子的厌恶和好感,那这不是学术而是煽情;如果你更加糊涂了,不明白文章说的什么,那就不是学术,起码不是符合学术要求的学术,或者说不是

好的学术。从事学术研究,从一起步就要警惕故作深奥的倾向。实际上,许多表面上的深奥,背后掩盖的是思想的苍白贫乏。

当然,学术的范式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以学界接受为前提。比如,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习得”这两个概念,本来不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原有概念,但经过他的说明和努力,这两个概念被学界普遍承认并广泛应用,这就是学术创新。还有如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证伪”,库恩提出的“范式”,则是把原来的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都属于创新。

学术的专业表述,需要有一定的工具和技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种专门技能被称为“小学”,如文字训诂、校勘、注疏、版本考证等等。现代科学同样有工具和技能的问题,没有相应的工具和技能,同样也不是学术。

其次,学术具有严密的逻辑形式。顿悟、直感、奇异的领会和想法,如果没有严密的逻辑支持,都不属于学术。学术是可言说的,而且是具有逻辑的言说。有许多道理,往往是不可言说的,这些道理尽管很有价值,但不属于学术。学术就是要把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专业人士用严密的方式阐述的道理,以规范的方式告诉给人们。这种道理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应当是可重复的和可检验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应当是可推论的和可证明的;在人文学科领域,应当是符合人们的一般知识和情理的。总之,按波普尔的观点,学术是可证伪的。凡是先验的,超验的,或不允许检验的东西,一概不是学术。有些人读文章,往往不是看其中的道理和推论辨析,而是只看结论,这就违背了学术的本义。有些人写文章,不是运用逻辑推理来得出观点并说明观点,而是强求(不管这种强求是外力强迫还是内在暗示)读者接受相应的观点,这就是宗教式的布道。现在有大量的所谓“学术论文”,你看不出其中的逻辑和推理,你只看到“应当”如何如何的说教,这种文章统统不属于学术,勉强归到学术领域也没有学术含量。

正是学术的逻辑性,使学术可以把不可言说的道理用言说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道”,他以“非可道”强调其不可表达性,但又要“强为之名”,而且运用大量比喻、例证、引申和阐发来加以说明和界定。这种“强为之名”,就是学术表达的过程。

另外,证伪不能解释为证真。学术承认自己的认知是有限的,在严格意义上,学术没有真理(从学术的意义上讲,只有宗教才追求真理,甚至真理这个词汇也是来源于宗教),或者说没有绝对真理。全称证实只有在穷极一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

第三,学术的范围有严格的界定。学术不能包揽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当然,在一定意义上,学术探讨是无边界的,这种“无边界”指的是人类不能给学术划定禁区,不能规定学术观点的范围,而不是指仅凭学术就可以包打天下。一般来说,学术的范围只能限定在理性可知的圈子内。非理性、不可知的领域,不属于学术。当然,你用理性来说明非理性现象的形成发生机制,你以可知的方法探求未知事物,这都属于学术。比如,看电影看小说,你从中体会作者表达的喜怒哀乐,这不是学术,而是生活。生活没有学术也能过得很好。以看电影为例,人们不读那些专家写的电影评价分析,照样能看懂电影,而且不见得理解就不深刻。以宗教为例,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同教徒的学术水平高低无关,只同教徒对教义的感知和崇敬有关。

人们一般把学术喻为“象牙塔”,这是有道理的。学术的堕落,是从学术的越界开始的。这种越界,有学术界的“突围”,也有非学术界的“渗透”。现在有大量的伪学术问题,好像一沾上学术就要高雅许多,这势必导致学术的堕落(就像官员读博士导致对学位的社会评价下降一样,“官博”现象和学术堕落,逻辑上是一样的)。哲学教授陈嘉映指出,把艺术作品当学术作品,是当代伪学术的一个来源,也是伪学术为害最烈的领域之一。好像没有学术训练,就听不懂一个曲子,看不懂一部电影。实际上,教授并不是艺术作品的优选受众。在这种堕落的学术引导下,艺术家把自己创作的学术化当作时尚,艺术家似乎不是在为现实的人类创作,而是在为艺术史创作,这种艺术创作的学术化是很可悲的。陕西有个名作家陈忠实,小说写得很好,但也不是无暇可责。本人认为,他的小说《白鹿原》就值得研究,由于这部小说写作的时候不是从读者出发,而是从追求“史诗”巨著的文学史效果出发,结果是导致其艺术价值大大减弱。文学史上凡是史诗式的作品,没有一部是作者在创作时就刻意作为史诗来写而成功的。我的这一评价或可商榷,但是,把本来不属于学术的东西硬要归到学术领域以抬高身价,结果只能是学术的贬值。例如把某个政治领袖的“语录”当作学术圭臬,强求某篇学术论文“政治正确”,最后只能把学术引向歧途。这些,都是关注学术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论及学术的范围,不可避免的是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学术同思想有联系也有区别。譬如,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属于思想家而不是学术家,乾嘉诸子则属于学术家而不是思想家。思想家和学术家,都需要说实话,然而,二者说实话的侧重是不一样的。思想家是在价值评判上实话实说,学术家是在事实判断上实话实说。历史事实是什么,那是学术要解决的问题;而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历史事实,则非思想家莫属。思想性的著作不见得就是学术性的著作。大量的学术随笔,读它们能得到思想的启迪,但并非学术。当然,它们也涉及学术,但是,侧重点无疑在于思想。通常所说的“专著”,既包括学术研究,也包括思想创新,二者在不同的专著里侧重不同。许多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东西,并不一定就具有非常高深的学术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却成为思想转折点的标志。例如禅宗的“棒喝”“顿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却毫无疑问是深邃的思想表达。现在的学术作品,由于欠缺思想,苍白无力,导致许多人呼吁学术研究要有思想深度,这有道理,但不能把思想和学术等同起来。学术要求的是中规中矩,而思想要求的是深邃见解。学术培育的是教师,思想孕育的是大师。大学中文系并不培养作家,道理就在这里。同理,大学教育,从本科到硕士博士教育,都不承诺培养思想家,但必须培养出合格的学术工作者。

还要说说学术有什么用处。我们为什么从事学术?找工作,评职称,挣钱养家,都不属于学术的用处。凡是功利性的好处,都同学术无缘。所以,把学术和功利结合起来,只会使学术世俗化。世俗化并不见得是坏事,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世俗化,但对学术来讲,世俗化会改变学术的性质。学术的用处在于“无用”,学术之用是无用之用。是为了一种精神的、逻辑的追求和满足。学术能够吸引人的,是它的逻辑世界,它能给你展现出世俗世界背后的道理。

 

 

二、从事学术的前提

  有许多人从大学生阶段开始就立志从事学术,这是好事,但仅仅立志远远不够,还应弄清楚从事学术需要什么前提。韦伯在谈以学术为志业时,大讲政治;而在谈以政治为志业时,又大讲学术。这很值得我们玩味。

  学术实际上就是说话讲道理。所谓学术,无非就是用符合逻辑的方式说实话而已。然而在中国,不仅实话难说,甚至假话、昏话也不好说,中国人特别注重所谓的“说话方式”就是明例(中国的学术在选题上的“敏感性”问题也是如此)。战国晚期的韩非,是一个很有水平的谋略家,他是专门为肉食者出谋划策的,而且很得秦王嬴政的欣赏。按常理,他说话应该比较方便。然而,就连这样的鹰犬,也深感说话之难。他专门有一篇《说难》,给人们讲了一通进谏不易的道理。其论证犹如剥茧抽丝,一层又一层,剖析给国王说话的难处。总而言之,他明确指出,龙的项下有一种鳞,千万不能逆着摸,一旦逆了龙鳞,龙颜大怒,脑袋就不那么牢靠了。因此,他概括了一大套说话进言的方法,如何反话正说,如何曲意奉承,如何观言察色,如何拐弯抹角等等。尽管他琢磨得这样透彻,但正因为他太精明了,把话说得过于清楚,引起了麻烦,最后自己也没有逃脱厄运。他的同学李斯担心韩非抢了自己的风头,与姚贾合谋把韩非杀了。由韩非的悲剧可见中国的说话之难,无论是帮闲还是帮忙都不容易,在中国要活得稳稳当当,最好把嘴封上。

  然而,时代发展到今天,继续说假话昏话,或者虽不愿说假话但也不能说实话,意味着我们不能跨入现代,甚至会退到蛮荒。因此,在中国从事学术,必须强调说实话。本来,说实话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说实话不易,正因为其稀缺,因而才有价值。所以,要从事学术,先得弄清说实话需要什么前提。

说实话需要勇气。《国王的新衣》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安徒生写的故事中,国王是被骗子蒙蔽的,而我们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国王不知道自己没穿衣服,而是国王压根儿不乐意穿衣服;不是骗子裁缝蒙蔽了国王,而是国王自己在欺哄大众。所以,谁要学童话里的孩子说实话,就会遭到国王的板子甚至杀戮,致使人们都学会了不说实话。1957年反右,一打板子就是50多万,甚至连说假话说得不到位的人都打在了里面,谁还再敢说三道四?接连不断的打板子,噤口无言也是人之常情。领导人再以“五不怕”精神提倡说实话也就不奏效了。杀头坐牢开除离婚等等领导人说得轻而易举的事情,落到谁头上都不好受。无可奈何,多数学者也学会了不说国王没穿衣服,写东西的时候,顶多在字里行间,暗示几句衣服的透明实在不可信,充其量做到“实话虚说”而已。至于国王听不听,学者是无能为力的。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不但要敢于说出了国王没穿衣服的真相,而且要比较穿衣服的掌权者和没穿衣服的掌权者有什么区别,进一步还要从逻辑上辨析形形色色的假衣服,让人们开一开眼界,再来讨论国王应该穿怎样的衣服等问题。

 

  说实话需要常识。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说话,该不该实话实说,在某些学者看来,简直不是问题。但在另一些学者看来,这才是问题的起点。学者秦晖明确指出,学术必须是在常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尊重常识才能实话实说。有些学者云苫雾罩,无视常识,其结果是玷污了学术。当年钱学森曾论证亩产万斤(见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署名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其中用“科学方式”推论出粮食亩产应该是2000斤的20多倍),至今有人为他辩护,认为他所说的提高太阳能利用率就能达到亩产数万斤的说法是实话。然而,实现某种设想必须具有相应的技术途径,我辈不懂技术者,某日突然异想天开说说提高太阳能利用率这样的傻话尚可,甚至提出用南极的冰块作为北京淡水的主要来源也还有点创意,顶多只会博得智者的一笑,而钱学森乃“大科学家”,而且是专搞工程技术的科学家,因此,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必然要遇到的技术途径问题不可能不知道,这对于科学家特别是搞技术的科学家来说,是从第一次进实验室开始就必须掌握的最基础的常识。明知不具备技术途径而奢谈提高太阳能利用率,尽管所说的是“科学”,但由于视常识于不见,或者故意隐瞒常识,科学的“实话”就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昏话。从这一意义上,学术需要立足于常识,尊重常识,并把过去某些被有意无意掩盖起来的常识展示出来。

  说实话还需要知识。实话实说需要勇气和常识,但不是仅仅只有勇气和常识就能说实话,藐视知识的勇气会导致“狂”,藐视知识的常识会导致“妄”。一个人一旦有了狂妄症,说出来的话就可能是疯话病话。有些人无知无畏,往往会为太阳绕着地球转辩护,因为“眼见为实”,他们自以为说的是实话。你告诉他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会怀疑那是某种敌对势力的阴谋理论,而且可能言之凿凿地拿出揭露哥白尼劣迹的某种证据。因此,没有知识的铺垫,即使想说实话也不可能。社会科学的学者说实话,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类的知识掌握上。当然,任何人的知识都不一定完备,不一定全面,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能够穷尽一切知识的只有上帝。但是,学者必须保持对知识的尊重。钱穆在谈到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特别强调,必须保持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虔诚才能进行这种学习和研究。其他学科也是如此,正是建立了这种尊重,学者才能认真地清理由于狂妄、由于怯懦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常识的歪曲,由此而步入“实话实说”的路径。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人也打算说实话,但是由于知识的局限,所说的实话就会打很大的折扣,甚至偏离了实话的范畴还不能自觉。

  说实话更需要良知。没有良知的勇气,会使血液变冷,视民众如草芥,甚至会导致杀戮。水浒里面的李逵武松,勇气倒不缺乏,仅仅是缺乏一点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因而往往在他们的英雄壮举里流露出残忍,在豪放气概下掩饰着血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如果缺乏良知,倒是做不出梁山式的业绩,但他们却会用笔说话,怯懦者歪曲事实,胆大者以笔杀人,更多的是在权势面前的阿谀乞怜和在大众面前的冷漠无情。没有良知的知识,只会把知识作为给自己谋取某种利益的资本。就拿治史来说,唐代刘知几著有《史通》一书,提出了治史有三个条件,即才、学、识。特别是其中的史识,是指“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德。而毛泽东对史识所加的注是:“提高嗅觉,辨别方向。”并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发挥道:“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方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下册,107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显然,这种窥测风向、见风使舵的“史识”,同刘知几的原意“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根本不同。这种“史识”,正是姚文元之流得势的根源。真正的学者,需要的不是察言观色,而是对外在压力的迟钝和对人类尊严的坚守,站在理性的立场上说话而不是站在权势的立场上说话。也就是说,只有具有某种程度的“不识时务”才是真学者。

  尽管实话难说,但我们也不必悲观,中国历史上还是有说实话的,只不过属于稀缺资源,难能可贵而已。历史上常见到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正好反衬了黄钟大吕的弥足珍贵。勇气、常识、知识、良知,四者具备才能实话实说,才能真正从精神上步入学术殿堂。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要同时具备这四者并不容易。如果打算以学术为志业,就必须追问自己:具备不具备这样的前提?具备的程度如何?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我们不可能在这四个方面都无懈可击,但是,我们是否在这四个方面有所准备?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报告会上,有听众向著名的中共党史学者李新提问:能不能做到在研究中不说假话、空话、套话、官话?李新回答说,从他的实际考虑,他可以保证不说假话,尽量少说空话、套话、官话。以李新的资历(老八路出身)、身份(副部级干部),能够做出不说假话的承诺,反映了一个学者的自省和自觉。

 

三、如何从事学术

第一,学会读书。学术必须从读书开始,然而,不见得人人都会读书。真正的大学,首先不在课堂,而在图书馆。到学校就是来读书的。不光要读教材,而且要读专著,读论文。仅仅读教材,应付考试还差不多,但谈不上治学。教材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个知识架构,专著才能提供思维的空间,论文则提供最新的发展动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教材是骨头,专著是血肉,论文是神经。没有那种对大量文献枯燥无味的爬梳清理,就不能形成研究中的细致认真风格。读书不光要看结论,更重要的是看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尤其是要学会读“无用”的书。如果仅仅是读教科书,读《快速记单词》之类,那不叫读书,那叫谋职。从事学术,读书范围宜宽不宜窄,特别要注意从相关专业中寻找智慧。比如,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专业,历史不可不读。当然,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浏览史书与专业研究历史大不一样。在当今这个浮躁、世俗、功利、实用的社会,当你有生活追求、有正经专业、有谋生之道的同时,在生活之余、专业之外读点历史,我相信,你能得到某种智慧的沁润。培根宣称“读史使人明智”,诚为不刊之论。

为什么我要鼓动学生读点历史?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当我们试图走出现实的迷宫时,历史的路标一直在那里招手。许多大政客和大学者极力宣扬“创新”,但揭开“创新”的盖头,仔细考究起来却总能看到历史的影子。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大概也是出自这一原因。一本好的历史书,可以使我们在喧嚣之中回归沉静,可以使我们在浮躁之后回归理性。中国历史过于繁复,这种繁复表现在同类事情总在不断上演,如果就事论事,难免失于肤浅。了解点历史的真相,对于深化学术研究有好处。我一直认为,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的堆砌,不是一连串年代的累积,也不是一些叱咤风云人物的业绩账簿,历史是一种智慧。透过历史,我们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定位现实。

第二,学会写作。在读书中要勤于动手,把自己的感受、想法写下来。一开始可能写不好,但必须有这个训练。现在许多大学生的写作往往不过关。要从事学术,即使是非学术的其他工作,也必须先从写四平八稳的正规文章练起。写这种八股式的文章,往往会使人感到腻烦,但不如此,就过不了写作关。当然,也可以写写散文、随笔,甚至写小说、诗歌,但是,作用是不一样的,散文是培养文笔的,而论文是培养逻辑的。

写正规文章必须循序渐进。按四个层次逐步提升:层次清楚,逻辑严密,语言准确,观点新颖。所谓层次清楚,就是学会构建文章框架,那种想到那里写那里、那里天黑那里歇的文章,不属于学术,即使算散文也不是好散文,散文还讲究形散神不散。古代学者郑樵,强调写文章必须从学会归类排队开始,这实际上就是文章架构问题。所谓逻辑严密,就是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尽可能减少逻辑漏洞,能够经得起反驳和质疑。对初学者而言,应当在写文章时学会自己反驳自己,不要总觉着是自己说的有理。能够发现自己的逻辑失误,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开端。所谓语言准确,是指文字的表达、遣词造句恰如其分。比如,有的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在文章中却开口闭口“我党”如何如何。假设一个欧洲汉学家文章中把中国称为“我国”,这合适吗?所谓观点新颖,是指能够提出别人没说过、或同别人有差异的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必须是有确凿根据、有可靠资料、符合逻辑、符合常识的观点,而不是信口开河。这四个要求是循序渐进的,后面的要求以前面的铺垫为基础。

第三,学会做人。做人和治学并重,不会做人,也有可能从事学术,但造诣有限。如果要让我给大学生和研究生朋友提点建议,我首先要强调的是做人。做人与做学问必须统一,而且事实上也具有统一性。如果人格存在某种缺陷,那么,学问的境界也会受到限制。

教育的本质是是培养健全发展的人,人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教育。学校的课堂学习是教育,家中父母的榜样是教育,朋友的言行、社会的交往也是教育。如果把教育仅仅理解为习得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那就未免把教育的意义理解得太狭隘了。有个小有名气的少年作家,因为有某个专家批评了他的小说,他大概有点受不了,就写文章回应,反驳文章中说道“接触过为数不少文学哲学类的专家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专家要大得多。”哪怕这个少年作家有再大的能耐,哪怕批评他的专家说得多么离谱,这样的反驳语言就说明了他还缺乏人生最基本的一些东西。这种语言,不但在这里表露出对专家的轻蔑,而且表露出对民工的冷漠;不但失去了对文化的尊重,而且失去了对生命的敬仰。这种才能的凸现与为人的缺陷相结合,只会孕育出某种邪恶,使人感受到先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也”的惊叹。所以,人性的培育是非常急需的。大学阶段,正是学生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时期,人性教育尤为必要。在我看来,在大学阶段,成绩、名次等等往往被人看得很重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重要,而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从事学术的底功在人不在学。

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学者的“才”,而程度不同地忽视了“人”。“人才”只剩下“才”而没有“人”,有可能会给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副作用。有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说法,细细推敲则不难看出我们的教育问题所在。例如,我们经常颂扬教师的一句话——“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面上好像是对教师的高度赞扬,但仔细想想却大有问题。灵魂竟然可“塑造”,而且是由“工程师”来塑造,这个灵魂是不是丧失了人作为人的某些东西?而且“工程师”这个比喻,恰恰是把“人”异化为“物”的无意识写照。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是,比喻的缺陷如果严重到了完全改变了比喻物的性质,那就不仅仅是缺陷了。

当前,“以人为本”得到了大力提倡,这对于我们扭转教育的失误,在重视学问的同时更加重视人格的养育,是有极大意义的。以人为本,并不简单地只是发挥人的积极性,而是要恢复人在社会上的主体性。有些人也讲以人为本,但往往还是把对人的重视停留在工具性、手段性的水平上。这种“以人为本”实际上还是以人为末而不是本。真正的“以人为本”,是要克服人的异化,以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古人在做学问时,强调“学以为己”而不是“学以为人”,就是主张治学是为了完善自身而不是为了取得某种功利性外在效果。摆正这一关系,才能领会做学问的真谛。